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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世界精英的共同烦恼:对付社交媒体

March 20, 2017

 2017年3月20日 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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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网站标徽

VOA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3月18日,俄罗斯议会杜马下令调查美国之音、CNN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俄语广播是否遵守俄罗斯法律。与此同时,欧盟多国今年正逢大选,德、法多国正在出台法规控制社交媒体的“虚假新闻”(Fake News)。现实既滑稽又无情:各国建制派精英虽然权力来源不同,但批评言论引起的烦恼却很相似。

中俄两国的目标是滴水不漏

中俄两国的共产专制基因一直存在,中国的权力来源是通过枪杆子夺取之后再通过制订宪法自赋,俄罗斯形式上有民选与议会,但骨子里仍是专制色彩极强的精英统治。专制强权的政治逻辑决定了两国虽然不能再垄断“真理”,但仍然孜孜不倦地谋求垄断舆论。

控制媒体是共产极权与生俱来的禀赋。苏联崩溃之后的俄罗斯曾有一段私人办报的短暂春天,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旋风式地收拾了多位传媒大亨,俄罗斯重归政府控制舆论格局。中共建政后以俄为师,改革后稍作变通,仍然未脱正面宣传引导舆论和压制不同声音、保持执政党的一言堂威势的传统做法。在控制传统媒体上,中俄两国本领相差无几。但对网络媒体的控制,中国则因政府投入巨大,网评员、五毛、专业性较高的舆情分析师队伍等应有尽有。俄罗斯经济实力远不如中共,在网络控制上投入少而相对落后。

中国在这方面非常慷慨,免费向俄罗斯、伊朗等国输出防火墙技术。一般认为2016年6月普京总统访问中国时,与中国签署了在互联网领域合作的重要文件是合作之始,其实双方在互联网方面的合作,早在中国金盾工程建成之后即胡锦涛时期就开始了,只是双方保持低调,不对外声张而已。中国当然也有向俄罗斯学习的时候,比如习近平接掌中国最高权力后,摹仿普京培育“青年近卫军”的做法,将网评员的付酬工作变成中国大学共青团组织的义务劳动。

在控制社交媒体方面,二者各有所长。中国是见招拆招,禁绝Twitter、Facebook等境外社交媒体进入中国,哪怕Facebook掌门扎克伯格认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也无法敲开中国大门。对国内的微博,中国采取时常扫荡的办法,最后弄得半死不活,让全中国人民都投奔了微信。对微信,政府当局实行群主管理制,让一个个微信群变成了同质性极高的聊天群体,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党的领导。

俄罗斯的各主要媒体目前都在不同程度上已被当局控制,互联网相对自由。俄罗斯经济实力远弱于中国,在控制互联网方面的投入上有些力不从心。普京的支持者主体是电视观众,反对者主要集中在网络上。2011年、2012年在俄罗斯发生的大规模反普京示威中,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是反普京活动的主要推动力。如今俄罗斯正逼近2018年的总统大选,当局认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以及颜色革命等都是普京当选的主要威胁,因此想效法中国,但中国的经验和技术是否能适用于俄罗斯的网络空间,却是个未知数。由于经费拮据,俄罗斯控制互联网的能力远逊于中国,几家批评普京的网站都已经被当局封杀,但这些反对派网站在社交媒体上仍能轻易打开。俄方人士评论,“如果当局不对社交媒体真正动手,当局的这些控制互联网的尝试都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网页一旦被封锁,还有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正在网络空间扮演关键角色。”

西方民主政府面对社交媒体也痛苦

 
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星期五在德国柏林市政厅的一个颁奖仪式上讲话 (2016年2月25日)


西方国家的政府面对社交媒体也有烦恼,一直以言论自由自傲的美国、德国与法国建制派精英从前年开始就陆续陷入与社交媒体斗争的烦恼。他们倒不需要控制传统媒体,因为这些国家的主流媒体与建制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偏好高度一致,少数传统媒体有点批评声音,因为传播的有限性,也起不了大浪。

最先陷入烦恼的是默克尔政府。早在2015年默克尔发布接收难民无上限的承诺之时,就开始出现德国版的网络监控。9月14日,德国法务部长马斯(Heiko Maas)召见了Facebook代表团,要求建立一个由Facebook、民间社会组织和NGO组成的工作小组,迅速删除“仇恨帖子”,还搜集证据用反证来对付仇外言论。9月下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间隙,默克尔当面提醒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Facebook涉难民种族言论增多,扎克伯格承诺严控。今年9月德国将迎来联邦议院的换届选举,为防止社交媒体上的“仇恨言论”与“虚假新闻”干扰大选,德国联邦司法及消费者保护部(BMJV)于3月14日提出了一项法律草案,拟对社交媒体平台该如何监管仇恨言论与虚假新闻作出详细规定,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必须设立24小时响应的举报系统,安排专人处理用户投诉,而违反相关法律的公司将面临最高5000万欧元的罚款。据说该草案洽在9月24日选举前获得通过。

法国在控制社交媒体上与德国高度一致。2017年法国总统竞选的大幕已经拉开,在法国政府的要求下,Facebook与Google联手采取措施,加强与法国新闻机构的合作,以防止选民被“虚假新闻”误导,进而影响选举的“公正性”。这两家公司宣布,他们将与成立不久、有17家法国权威媒体参与的协作验证机构CrossCheck进行深度合作,旨在通过帮助公众衡量网络信息的真实性来打击“虚假新闻”。

美国的烦恼:受众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降低

欧盟等国认真吸取美国大选希拉里失败的教训。尽管希拉里在美国精英同盟一致力推、主流媒体一边倒的支持之下,最后还是黯然败选。精英们痛定思痛,总结了两条败选原因:一是俄罗斯黑客干预大选,二是认为社交媒体干预了选举结果。《纽约时报》就此发表了不下十余篇文章进行反思,其中《社交媒体的政治力量:当假新闻影响选举》(2016年11月18日)就认为,“美国大选将Facebook作为数字时代消息来源的地位推到了聚光灯下。早在那之前,世界范围内的领导人、倡导团体和少数族裔群体就一直面临大量虚假网络信息和辱骂,它们对真实世界造成了不良政治影响。多年来,社交网络基本上没有抑制虚假信息的举措。”

但就在数年之前,美国媒体与希拉里本人对于社交媒体的态度与现在有天壤之别。2009年1月21日,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新闻博物馆发表演讲,公开表示“我们还支持开发新工具,使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行使其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正在为世界各地的团体和组织提供资金,确保将这些新工具以当地语言版本提供给需要的人,并为他们提供安全上网所需的培训。”同年6月伊朗大选时,希拉里曾以极度欣赏与支持的姿态将这场选举变为一场“Twitter革命”,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表示,Twitter等在伊朗德黑兰抗议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社交媒体是“美国的重要战略资产”。这种新技术让独裁政府“非常难以”控制信息,这种技术进步是世界各地自由的巨大胜利。当时,甚至出现这样的媒体用语:“轻点鼠标就可以改变世界,让独裁政权垮台”。

2011年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中,Facebook等的作用同样被高度夸大。直到埃及革命的推动者,用匿名Facebook页面帮助发动2011年初的解放广场革命的Google埃及雇员瓦埃勒·古尼姆(Wael Ghonim)进行自我反思,认为“社交媒体更擅长打破原有秩序,而不是建立新秩序”,西方世界对社交媒体革命的热情才开始降温。接下来马上陷入了各国建制派不能控制社交媒体的恐慌。希拉里这位倡导推动“互联网革命”的美国前国务卿,在2016年大选之中,却败给了左派阵营认为只有1%胜算的川普。于是,社交媒体在西方国家的地位发生变化,从推翻独裁政权的工具变为瓦解政治正确的谣言传播者,要受到整肃及罚款。

对于传统媒体来说,他们作为权威信息来源的地位,正被社交媒体在一点点瓦解。3月6日,美国《投资者商业日报》(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IBD)/技术标准市场情报(Techno Metrica Market Intelligence of Policy and Politics, TIPP)公布最新全美民调结果:55%受访者“对于主流媒体持续地负面报导川普,感到厌倦”,约54%民众认为媒体“已成了反对党,不断地反对川普及他的每一个政策”。3天之后,《今日美国》一份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对总统川普持正面看法的人为45%,但他的支持度仍高于国会(26%)、希拉里·克林顿(36%)以及媒体(37%)。

以上分析可见,社交媒体的出现历史不过10余年,但由于民众能够用来做为自由言说与公共参与的重要工具,不仅中俄这样的专制国家反感,就连以崇尚言论自由标傍的西方政治精英与媒体,对它们的反感也与日俱增。

叶兵:蒂勒森访华朝核危机加剧 学者指打仗非美首选

March 20, 2017

VOA 2017年3月20日 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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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席习近平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2017年3月19日)

   北京 —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结束了他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行程乘专机回国。在两天访问期间,蒂勒森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蒂勒森此行中,美中双方会谈的主要议题包括朝核危机和习近平下个月访美之旅。中国分析人士认为,蒂勒森此行在讨论即将举行的川习会和稳定美中关系方面取得成果,但是在解决朝核问题方面成效甚微。

蒂勒森国务卿会见习近平主席时表示,通过进一步对话,美中双方能够增进了解,加强美中关系,为双方未来的合作关系定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雨对美国之音表示,蒂勒森此行在朝鲜问题上虽然看不出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对于发展美中关系起到了稳定作用。

杨希雨:消除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特朗普政府明确承诺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这个就比原来突然弄出来的那个言论,那个是有不确定性,那么这个现在就消除了。再一个就是,特朗普上台的时候是更加对抗了呢?还是能稳定下来?那么现在看是可以稳定下来了。蒂勒森这次访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就是,他消除了美中关系当中一些非常巨大的不确定性。

杨希雨认为,蒂勒森这次访华释放的一个信号就是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双方政府处理的美中关系会是一个稳定的发展,而不是走对抗性的曲折的道路。

杨希雨:应该讲,这个基调是定了的。在这个基调之下,再来处理合作和矛盾,就有了一定的确定性,减少了不确定性。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蒂勒森之际,朝鲜宣布成功完成了新型大功率火箭发动机地面点火试验。观察人士认为,平壤此举无异于给美中双方都认为已经“相当危险”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火上浇油。

蒂勒森在他此次亚洲行期间明确表示,过去20年为解决朝鲜问题所作的政治努力已经失败,美国对朝鲜已经忍无可忍,采取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个选项”。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美国上将、韩国上将在韩国和朝鲜之间的板门店停战村的南侧留影,北侧的朝鲜军人观看


不过,王毅周六与蒂勒森会晤后,依然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这位外交部长一个多星期前提出了美韩军事同盟和朝鲜各退一步的双暂停建议,即美韩暂停联合军演、朝鲜暂停核导试验。

中国的这项建议并没有获得平壤和美韩的积极回应。相反,朝鲜半岛的敌对气氛不断升温,有一触即发之势。即使研究朝鲜问题的中国学者也对和平谈判不抱乐观态度。

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強一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朝鲜再次试射导弹,有其战略目的,旨在搅混水,把日本和俄罗斯也扯进来,使区域内局势更加复杂。

金強一:我是这么想,其实朝鲜希望日本也架设萨德,这就导致我们域内的紧张结构。中国和俄罗斯对日本部署萨德也提出强烈抗议的话,域内的局势就紧张起来了。所以,它这次试射有它特定的战略目标。

金強一指出,朝核问题使得周边国家都陷入困境,过去六方会谈一直逼迫朝鲜弃核,否则实施经济制裁,而朝鲜若是屈服就不是朝鲜了。

这位朝鲜问题学者提议,既然六方会谈不奏效,可以举行不含朝鲜的五方会谈,美国和中俄日韩四个周边国家商讨,拿出以经济援助换取弃核的选项,让平壤选择。

金強一和杨希雨都认为,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剑拔弩张的当下,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明显增加,但是还没有到达到战争边缘。

杨希雨:目前韩国总统缺位,在政治上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再一个,特朗普政府在国内外也面临诸多挑战,并没有把对朝开战作为一个首选。朝鲜也没有做好准备对韩国发动它所谓的对决。因此,容忍它,继续容忍,对于特朗普来讲肯定不是一个好的选项,但是别的选项可能比容忍更糟糕。

不过,两位分析人士都指出,如果再发生延坪岛炮击之类的挑衅事件,很有可能触发美国和韩国对朝鲜的军事打击。

同时他们也认为,除了王毅提出的双暂停建议,北京目前还拿不出更为切实有效的办法来扭转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纽约时报:美是否打北韩 取决中国反应

March 20, 2017

作者:世界日报要闻组

国务卿提勒森18日来到亚洲行最後一站中国,北韩问题仍是焦点。他在南韩访问时暗示川普政府准备废除美国廿年来的北韩政策,以更积极的方式消除北韩核武计画。纽约时报分析,美国是否会对北韩采取先制军事行动,很大程度取决於中国的反应。

纽时指出,北韩依赖中国的贸易与援助来维持经济,中方也无意撤回支持。但中方上月暂停进口北韩煤炭,情势已改变。

根据华府金融情报公司Sayari Analytics的最新研究,北韩海外采购不可或缺的外汇,四成来自600家中国公司。专门研究北韩事务的中国资深外交官杨希雨表示,提勒森19日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力图说服中方多尽些力,尤其是针对与北韩有生意往来的中国公司。至於如何阻止北韩发展核武,杨希雨建议仿效美国的作法,起诉违反联合国制裁令、把可用於发展核武的物资卖给北韩的中国公司。

美国去年对丹东鸿祥实业发展公司负责人马晓红提出刑事告诉,因她向北韩贩售可用於核浓缩离心机的化学材料。曾於2003年到2009年六方会谈期间担任中方首席谈判代表的杨希雨还表示,若美国持续提出中国公司违反联合国制裁的证据,两国就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中方一直不愿削弱北韩经济,担心边境会发生难民危机或冲突,而北韩的石油几乎全从中国进口,若切断恐重创其经济。日前有报导称,有运载煤炭的北韩船只驶入了中国港口,怀疑违背了中方有关针对北韩的禁煤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回应说,中方一直全面、严格、认真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已於2月18日发布公告,暂停本年度进口朝鲜原产煤炭,这是中方为执行安理会第2321号决议、履行国际义务所采取的行动。

 
—— 原载: 世界日报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Sunday, March 19, 2017

 

美国全面摊牌后 中国外交终于回归理性

March 20, 2017

2017-03-19  sunpl 

习主席与蒂勒森亲切会谈

 

在我写下文章标题刚刚几分钟前,新华社、人民日报发出新闻通稿《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摘录部分内容如下:“今天(3月1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发展面临重要机遇。我同特朗普总统通过通话和通信保持着良好沟通。我们都认为,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只要双方坚持这个最大公约数,中美关系发展就有正确方向。希望双方按照我同特朗普总统达成的共识和精神,加强高层及各级别交往,拓展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妥善处理和管控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在新起点上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习近平请蒂勒森转达对特朗普总统的问候,并欢迎特朗普总统来华访问。”新闻稿较长,仔细阅读整个新闻稿,都是热情洋溢地赞赏中美关系如何友好,以及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中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最近一个月以来,中国官方媒体和外交部每天的新闻记者会上,都在愤怒声讨韩国引进美国萨德系统,要求韩、美双方立即悬崖勒马,否则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予以反击;随后各地消防部门以消防检查不合格为由查封了50多家韩资乐天超市,许多地方爆发了围攻乐天超市的非法聚会,个别地方发生了暴力打砸超市及侮辱在华韩国人的行为。就在一周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宣布访问中、日、韩三国行程后,中国消防部门立即停止了查封乐天超市的行为;各地公安部门开始严肃执法,将不听警告的非法围攻乐天超市者强制带离现场;最大的转变则来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公开表态,上周外交部立场来了一个180度转弯,表示理解韩国为加强自身安全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音刚落,中国官方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声讨韩、美部署萨德系统的文章,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习近平主席接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讲话,清晰地诠释了中国有关部门和中国官方媒体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问题上审时度势所做的重大政策转变,也完全符合我最近以来一直宣扬的主张,即中美关系走向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大业能否延续,事关中国国家安全与民众幸福,面对特朗普这样的强人,中国绝不可以再像过去几年那样咄咄逼人,四面出击,惟有回归邓小平当年倡导的理性、务实的外交政策,舍此别无出路。虽然我近来的文章被屡屡封杀,微信公众号更被永久封号,无数所谓爱国者到我博客、微信公众号上叫嚣谩骂,但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外交政策终于回归正途。

 

实际上,如果对中美关系有较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中国对美政策回归理性早见端倪。最明显的,一是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中国一直只对韩国进行声色俱厉的指责,很少提及美国,更没有发出对美国的任何公开威胁;二是美国派遣航母战斗群和战略轰炸机高调执行南海自由航行行动,中国一反过去派出军舰尾随跟踪,并在外交上强烈抗议的做法,这次从官方到媒体全都假装视而不见。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惟一一次提及美军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行动,中方立场由前几年的南海是中国家门口、不容域外国家染指,变成了南海航行自由本来就不是问题,并称南海问题已经降温,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即回归南海是国际公海的立场。

 

中国对美政策的重大转变,实际上牵动着中国对外政策的整个重大变化。这是因为中国终于认识到特朗普不同于美国之前的任何总统,是一个言出令随,行动果断,甚至是一个极好面子,只能拍其马屁,丝毫不能冒犯其尊严的可怕对手。鉴于中美贸易顺差是如此巨大,没有每年美国给中国的3600多亿美元贸易顺差,别说没钱到处撒币,人民币汇率立马就成了俄罗斯卢布;加之虽然中国媒体和爱国者们把中国军事力量形容成天下无敌,实际上中美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中国决策者们心知肚明。中国有句俗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同样地,不当家就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实力与利益决定一切,这绝不是中国媒体忽悠一些爱国口号就真能战无不胜的。当然,中国也可以像朝鲜那样闭半锁国,宣称自己才是世界上政治最正确、经济最发达、军事最强大的国家。显然,中国决策者们已经做出了不与朝鲜争高下的战略决策,选择延续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

 

回到朝鲜核问题,正如我最近以来分析的那样,别看中国媒体上炒作朝鲜问题多么紧张,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有多么决定性的影响,但一来只要朝鲜不主动挑衅,朝鲜半岛暂时就不会有战争,因为美国的目标既着眼于保护日本与韩国的安全,同时也着眼于对中国的遏制,朝鲜闹得越凶,遏制中国的美、日、韩同盟就会越紧密,因此美国现在绝对不会主动对朝动手;二来中国已经失去朝鲜问题上的所有好牌,加之朝鲜核武计划确实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现在只能真心诚意地选择与国际社会合作,绝无可能再暗中支持朝鲜政权发展核武,甚至在美国发起对朝鲜的军事打击时再来一次抗美援朝。

 

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摊牌,态度是如此决绝,几乎没有给中国任何协商与讨价还价的余地。先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访问日本、韩国时,在联合记者会上公开宣称:美国的战略忍耐已经结束;美国不再谋求通过谈判使朝鲜弃核;当美国自行判断出朝鲜核导威胁到了某个不能容忍的程度,就会动用一切手段解决朝鲜核导威胁,包括先发制人的斩首行动。这样的外交表态,实际上就是宣布美国准备以战争手段解决朝核问题。美国历史上出兵任何国家,都是同样的外交表态。蒂勒森在韩国的记者会上,还批评了中国因为部署萨德系统抵制韩国的行为。为了证明蒂勒森的上述表态代表总统特朗普的决策,随后,白宫发言人直言这就是特朗普总统的一贯立场。如果说蒂勒森对中国的批评和“抛开中国由美国自行判断来决定何时对朝鲜动手”的表态,传达的信息还不够清晰的话,随后特朗普在星期五上午的发出的推文说得就更加露骨。特朗普说:“朝鲜的行为非常恶劣。他们多年来一直耍美国。中国没帮什么忙。”要知道,这时候,蒂勒森正在前往北京访问呢。特朗普根本就不给中国一点面子!

 

18日蒂勒森与中国外交部长进行了会谈,会后双方举行了记者会;同日,国务委员杨洁篪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按中国官方发布的新闻通稿,中方历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了双方探讨了如何深化两国元首确定的全面友好合作的精神,期待把中美关系提升了一个新高度;商量如何创造良好气氛实现两国元首的会晤,为接下来的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精心准备;宣布中美两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大方向上已经达成了共识。中方自始至终没有提及双方的不愉快,对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仅以“管控好双方分歧防止影响中美友好大局”一语带过。

 
 

王毅外长难得笑逐颜开

 

现场图片显示,在记者会上一贯不拘言笑,经常义正词严地回答记者提问的中国外长王毅,对美国国务卿却谈笑风生,体贴周到。对于记者别有用心地提问王外长如何看待蒂勒森此前在韩国和日本发表的言论,王外长干脆充耳不闻,一概不予置评,只强调中美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大方向上已经达成共识,相信中美将不断深化合作共赢的友好关系。王外长也没有重提被美、韩、朝三方异口同声断言拒绝的缓和朝鲜半岛局势“双停”建议,更没有半个字提到中方不允许朝鲜半岛生战、生乱的强硬立场。

 

我们再看看美国国务院新闻公告是怎样表述的呢。挂在美国国务院的新闻稿是这样说的: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外长王毅首次会谈,讨论了朝鲜核及导弹项目构成的愈发严峻的挑战。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称,蒂勒森“敦促中国使用一切可用工具,缓和朝鲜妨碍稳定的行为”;他们还谈到“需要为贸易和投资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讨论还涉及近期中国和美国领导人通话,在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分歧的同时努力推动双边合作。

 

对比中美官方新闻,我发现有如下几点不同:

 

1、中国视为第一重要的两国元首会晤问题,美方完全没有提及。这表明能否实现中国媒体所说的下个月中美元首会晤,还存在一定变数。中方对实现两国元首会晤心情比较迫切,但美方似乎并不急于实现两国元首会晤。这跟之前两国元首实现电话交流的情形十分类似。

 

2、中方以最大篇幅喧染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同样只字未提。这表明中美关系对中国确实举足轻重,甚至可以说,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排在中国所有对外关系的最前面,但对美国而言就未必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实际上,美方把美、日、韩同盟关系,美英双边关系,美国与欧盟、北约的关系,美国与中东盟友的关系,美加墨近邻关系,甚至美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重要性都排在中美关系之前。

 

3、美方提及的“敦促中国使用一切可用工具,缓和朝鲜妨碍稳定的行为”,也是此行美国国务卿的主要来访目的,中方以中美已经达成共识一语带过,实际上就是中国承诺将严格执行联合国对朝鲜制裁决议,并且坚决杜绝类似丹东首富马晓红那样向朝鲜暗中提供敏感核材料,可能招致国际社会严厉制裁的违禁行为。

 

4、美方提到双方会谈中谈及“需要为贸易和投资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即美方继续在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中国从来不在国内媒体中提及中美关系的这个主要矛盾,对美国近来在这个问题上的频频施压也多是一语带过。这是因为中国不想让国内民众知道,原来中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好处。正如中国提及中日关系,从来不说日本通过巨额低息日元贷款和政府无偿援助,支持了中国改革开放一样。中国这种内外有别的舆论导向,还会长期坚持下去。

 
 

义和团们可以休矣

 

在中美双方在北京达成一系列友好共识的同时,当地时间18日,中国财政部部长肖捷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在德国举行两人履新后首次会谈。据中新社报道,在会谈中,两国财长均认同中美经济合作对两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强调,有信心通过合作来解决经济合作快速向前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将中美经济合作提高至更高水平。这表明,面对美国要求中国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巨大压力,中国不再咄咄逼人,狠话说尽,而是尽力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避免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和人民币汇率崩盘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正如我最近以来大量文章中分析的那样,美国已经在中国近年来咄咄逼人的几个重大外交决策方向上与中国全面摊牌。特朗普雷厉风行的强硬作风,更让中国迫切需要向美国示好来避免中美走向全面对抗。值得庆幸的是,正如我期待的那样,中国外交政策已经做出重大调整,预期近年来炒得火热、让无数爱国者们热血沸腾的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两岸问题、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问题都会全面迅速降温。尤其是在迫使朝鲜弃核问题上,中美双方将全面合作,如果朝鲜不顾一切地主动挑衅,一旦美、韩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中国很大可能将会保持沉默。可以预料的是,对朝鲜的任何军事打击,都会直接导致朝鲜政权的崩溃和朝鲜半岛的统一。

 

我再次提醒所有不理智的爱国者们,风向变了,中美友好关系要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中日友好、中韩友好自然水到渠成,切勿再像前阵子那样胡言乱语,甚至动不动组织所谓爱国的非法聚会,煽动抵制日货、韩货,否则,百年前被砍头的义和团前辈的下场,也就是你们今日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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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国:什么是“真实的中国”

March 20, 2017

---与环球时报争鸣之453

3月16日环球时报发题为《总理记者会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社评。什么是“真实的中国” ?社评讲,经济中国。即“经济是核心” ,是时代“最持久的主题” 。社评讲经济发展了,国内“长治久安就有了坚实的基石” ,外交“世界就将更小心看中国的脸色” 。整个社评不讲国内政治,反而抨击讲的人,“这些年新出现的一个问题是,经济是核心,但活跃的舆论却经常走神,形成新时代的特殊干扰。”

以环报为代表的执政党舆论认为,新“核心” 已确立,政治大局已搞定,全体国民只需好好低头拉车,抬头看路的事交给以新“核心” 为首的党。用当前流行政治语言讲,政治大局“看齐” 新“核心” ,下面的人只需要“撸起袖子干实事” 就行了。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没有宪政民主,国民就不能将经济发展权掌在自己手中,经济和民生靠明君清官恩赐;就不能保证经济利益的合理分配;就可能让自己的财产得而复失;就可能丧失创新活力;甚至可能连个人人身安全和国家安全都无保障。政治与经济一体两面,互依互促。

当前的中国是 压制人权,扼杀自由民主,走向更大的党集权、个人集权。这也使经济调整艰难,政经体改革止步,外树强敌,内形成社会大撕裂。环报转移注意力,以经济遮政治。但千万不要以为他们真是一心抓经济,那是让臣民干的事,而他们是极有“政治意识” 的,打压政治反对派和维权事件是其重中之重的国策。历史走到了是坚持“一党制” 不动摇,还是民主宪政转型的十字路口,这才是当前“真实的中国” 。
2017 / 3 / 20 北京
 

杜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欤?无责欤?

March 19, 2017

——八九老叟漫议之一

民间向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源于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篇》:“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匹夫者,普通老百姓也。古有“匹夫匹妇”之说,见于《尚书·咸有一德》、《论语·宪问》、《孟子·万章上》等古籍。顾炎武生活于明末清初,深怀亡国之痛,矢志于抗清复明,所以才有这样痛切的陈述。后人概括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中华民族激情励志的格言,历代的仁人志士,无不以此自许,以此励人。

不久前有朋友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无责”。他痛切地指出:匹夫关心国家、参预国政的权利已被全部剥夺,既无权关心国家、参与国政,则国家兴也好,亡也好,其责任全在掌握党权政柄的人物,与匹夫无关!故曰:“国家兴亡,匹夫无责!”

诚哉斯言,痛哉斯言!发此肺腑之言者,大概是曾经深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有志之士,却面对不许“妄议”国家兴亡的禁令,身处关心国家兴亡有罪的恶劣环境,才能发出如此激愤、如此尖刻的心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权利和义务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责任则源于权利,寓于义务。公民如能享受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提出批评和建议,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自由,劳动和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等等,那么,自然而然,也就有了对于国家兴亡的责任。通过这些宪法权利的实施,每一个作为公民的匹夫,都可以对国家发展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对国家兴亡承担应有的责任。这些责任,主要包含在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条款里,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遵宪守法,保护国家机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和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保卫祖国、抵抗侵略,依法纳税,等等。目前,上述公民的自由权利,大都没有落实;而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却得到严格的遵从。这种极不协调的社会状态,权利和义务的极度扭曲,是导致“国家兴亡,匹夫无责”这一观念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根源。

但是,如果我们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国家兴亡,匹夫无责”并列起来,就不难发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并对这两个命题作出合理的解读。人们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无责”,是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抗议与批判,对公民权利被剥夺的不平与愤慨,因而以此宣告,拒绝对国家兴亡承担任何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则是人们自我激励、相互勖勉的格言,诚如抗战时期的《毕业歌》所记:“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青年学生毕业离校,走向社会,就意味着“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之责。抗战时期的“匹夫有责”,责在驱逐倭寇,保家卫国。现阶段的“匹夫有责”,责在改变这种“匹夫无责”的局面,争取匹夫的合宪合法的权利,使匹夫成为合格的公民,成为有充分自由权利的公民。只有这样,才能使匹夫承担起“国家兴亡”的责任。

“国家兴亡,匹夫无责”是宣言,也是警钟。它使我们看到“国家兴亡”的问题所在,也看到改变这种局面的责任所在。这大概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格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吧!

2017年3月16日

五柳村2017年3月19日(星期天) 下午5:51收到

查建国:对朝战略忍耐已经结束

March 19, 2017

---与环球时报争鸣之452

美国务卿蒂勒森站在板门店三八线上,站在一排美军官中间,眺望对面的朝鲜,神情凝重。在连续对日韩访问中,蒂勒森放言,过去20年间,美对朝采取了失败的政策,我们对朝“战略忍耐已经结束”,现在“不排除所有选项”。此言一出震惊世界,人们把它当成美要开枪的信号。

中共媒体环球时报17日发题为《美对朝政策既然错了,就别错上加错》社评。美对朝政策错在哪?环报认为“是制裁和威胁,而不是别的。如果仅仅在制裁和威胁的程度上加码,犹如毛巾在使劲拧出最后一滴水,这是修正错误吗?”

环报又在忽悠人,说美错在过去太硬了,再硬就是错上加错,应“双暂停” “双轨并进” , 以妥协求妥协。而蒂勒森讲的过去的错是太软了,所以结束“忍耐” 为改错。从95年以来美韩对朝援助15亿美元,到2003年——2009年六方会谈,到奥巴马的“容忍政策” ,到朴槿惠媚中反日的不识大体(后转强硬),这些都为朝发展核武争取了时间。用特朗普17日早上推特的话讲,就是朝“一直在玩美国” 。所以蒂勒森在东京说:“我认为,重要的是承认过去20年为让朝鲜无核化而作出的政治和外交努力已经失败。”在朝已拥核的今天,还讲通过妥协和对话就能让朝弃核,就是最大忽悠人的谎话。

下一步美韩将继续加大在半岛的军事部署,做随时开战的准备;将继续加大对朝全面制裁,直到切断朝与外一切联系;将继续加大对中国压力,从“萨德” 到金融贸易。一切都在考虑中,都在试探中,都在准备中。金三倒是一个“硬骨头” ,据传又要核试。有人讲弦绷太紧要断,好吧,如果最后的摊牌不可避免,那就让它早点到来吧,一个自由统一的半岛将在血与火中诞生。
2017 / 3 / 19 北京

何清涟:美国减少外援 牵动国际政治神经

March 18, 2017

2017年3月18日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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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3与16日公布2018年预算案


VO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川普政府2018年度预算案的重点在增加军费、削减援外及环保部分。这一预算案旨在增强美国硬实力,正好与奥巴马政府大幅消减硬实力(裁军)、只重软实力的方针相反。一些民主党人认为这个预算案只不过是保守派的幻想而已,准备在国会阻击该方案。

仅就外援支持的NGO活动来说,美国政界主流与受援者一直持积极支持态度,但NGO活动所在国家,例如如中俄等对这些组织的打击、限制,导致美国国内关于外援的绩效、影响的怀疑日增。特别是资助某些国家的激进组织,受到的质疑更直接。

哪些援外资金将被削减?

川普政府公布了其1.1万亿美元的预算大纲:提议增加国防开支540亿美元。计划削减环境保护局31%的资金、国务院28%的预算,以及住房与城市发展部13.2%的资金。提供给公共广播公司、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学会、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美国和平研究所等机构的资金则为零。该提案还将给予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等)的资金削减6.5亿美元。

计划大幅改造联邦政府,是川普这一预算蓝图的显著特点。外部观察者都认为这个方案是川普对美国现存体系的全盘挑战,将改变美国政府的方向,并把这个计划视为川普落实其竞选口号“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的行动。

援外资金属于国务院预算的一部分,媒体也毫不隐晦地表达了弥漫在华府上空的恐慌感:多少援外计划会受影响?哪些机构会被裁并?多少职业外交人员工作不保?

3月14日,《华盛顿自由灯塔》(FreeBeacon)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国会要求国务院调查奥巴马拨款插手外国选举》(Congress Demands Investigation Into Obama Admin Meddling in Foreign Elections)。文章引述一份由Mike Lee等数位共和党参议员联名写给国务卿蒂勒森(Rex Wayne Tillerson)的信,这些参议员们要求蒂勒森对那些拨款启动全面调查,以便确定奥巴马政府究竟是如何推动全球的激进派事业和政党,包括外交官搞政治偏袒、美国国际开发署用资金支持极端且时有暴力的政治活动人士,以及美国政府努力边缘化(外国)领导层内的温和派和保守派。比如奥巴马政府在以色列最近的选举中。拨款给以色列国内反对内塔尼亚胡总理的组织。这些参议员称,“我们驻全球各地的代表团搞这类政治偏袒是不可接受的,并危及我们的双边关系。”蒂勒森应该“审查我们的税金被使用的情况,以便制止那些煽动政治动荡、不尊重国家主权和公民社会、最终有损于我们建立有利国际关系的活动。”这封信涉及的国家包括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多个国家。

俄罗斯:防范外国NGO的“先锋”

美国本次削减外援项目,重点不在削减与中国、俄罗斯相关的项目,而是上文提到的国家与中东地区,深患“外国NGO焦虑症”的俄罗斯与中国,早就不是美国外援项目的重点。

从2005年左右开始,俄罗斯先后遭遇了独联体国家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比如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吉尔吉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直到“颜色革命”在哈萨克斯坦遇阻,革命风潮才算暂时止息。当时美国在独联体国家推动“颜色革命”是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前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成为俄、美、欧大国政治角力的必争之地。从独联体国家本身来说,他们都急欲摆脱俄罗斯的控制。这些通过“颜色革命”实现了选举民主化的国家,内里仍是集权统治模式下的精英政治。不满现状的民众别无选择,唯有在执政党与反对党中不断改变站队。由于缺乏基本的制度建设,即便政权多次更替,对社会的实质改变比较有限。用流行的术语来说,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有待完善。

但从独联体国家纷至沓来的“颜色革命”中,普京政府看到了外国NGO所起的重大作用,因此,几乎从“颜色革命”开始之后不久,就开始在本国着力打击外国NGO。2012年11月21日,俄罗斯严苛的《外国代理人法》(foreign agents law)正式生效。依据这部法律,NGO被视为从事“政治活动”的“外国代理人”——在俄语中,“外国代理人”一词同时有外国间谍、叛国者的意思。

2015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针对境外NGO又签署了新法案,增加的内容计有:允许检察机关禁止外国组织或机构在该国境内活动及运作;允许俄罗斯当局检控在国家安全层面上被认定为“不受欢迎”的外国公司;“参与”不受欢迎的境外NGO的个人面临罚款或最高6年监禁。

这一期间,共有100多家机构被列入俄罗斯政府的黑名单,遭到关闭、驱逐或被迫撤出俄罗斯。其中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国家民主基金会、国际共和研究所、国际问题国家民主研究所、约翰和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自由之家、查尔斯·斯图尔特·莫特基金会、民主教育基金会、东欧民主中心等等。暂时还在活动的NGO则面临资金紧缩、名誉受损、员工遭受恐吓等困境。2016年9月初,俄罗斯大型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re)遭政府关闭。政府以《非政府组织活动法修正案》为依据,视接受境外资金援助的“列瓦达中心”为“外国代理人”。

中国以俄为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如果说在控制外国NGO方面,俄罗斯是公开打击为主,那么中国在习近平上台之前是阴柔工夫,迎合美国对华外交的“接触、合作、影响、改变”八字方针,对于外国NGO采取以政府合作为主,允许极小部分资金与草根组织合作。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安子杰(AnthonyJ.Spires)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资料库(www.foundationcenter.org)的统计归类分析,2002年到2009年间,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约有4.3亿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给学术机构(中国的学术机构都是官办)、政府部门、官方NGO的分别占44.01%、25.38%、16.62%,这三部分援助占到了总额的86.01%,而草根NGO获得的捐助只占5.61%。基于数据分析,该文得出结论:美国援助的不是中国的民间力量,而是中国政府。(《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究竟花落谁家?》,政见,2012年4月9日)

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国家发现本国已不如受援的中国富有,于是对中国进行重新定位,国际援助慢慢减少或中止。据财新网2015年11月报道,中国基金会评价榜(2015)表明,中国NGO来自境外援助面临“断流”问题,和2013年相比,参加评选的NGO从103家增加到195家;但是,来自境外的资助方数量却不增反减,从98家下降到62家,下滑近四成。在中国资助过5家以上NGO的境外基金会,也从2013年的8家下降到6家;资助总次数从78次下降到55次。

此情此境之下,中国政府认为没必要再容忍那些外国资助的草根NGO。2014年4月,国安委部署摸底调查在华境外NGO,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于2016年4月实施,软硬齐来,最终让7000多个由外国资助的NGO在中国面临生存困境,其中仅德国就有200多家在华基金会因其“非法身份”被迫撤出。

川普政府并未打算停止所有对外援助,只是希望重新评估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外援助的绩效,在此基础上开展外援。《川普政府将审查美国援外项目》(VOA,2017年1月17日)援引了保守派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詹姆斯·罗伯茨(James Roberts)的看法:“美国、经合组织国家等西方国家提供的援助,太多的援助最后只是帮助腐败政府继续掌权,……在对外援助方面,新总统川普及其政府很可能优先考虑把援助提供给那些努力加强产权、法治和打击腐败的国家”。可见,真正的问题在于:1、在众多接受美国外援的国家中,哪些能够达到这一标准,值得继续外援;2、保证外援有效而非流于形式,甚至起南辕北辙的作用。

想要出国留学的学生遭遇中国防火墙

March 18, 2017

2017-03-18 12:28 来源: 博谈网
作者: Derrik Karst.编译: 欧阳剑

(博谈网记者欧阳剑编译报道)据《Inside Higher Ed》(关于高等教育)3月17日报道,每年春天,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学生都会在上海时髦的南京西路的商场外排起长龙。他们跟随着迷宫一样的路障和层叠的路标向前挪动的同时,不时地浏览着手机。这些学生不是在排队买打折商品,也不是来看产品发布会,他们在耐心地等待着在美国领事馆进行签证面试。

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也有类似的队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父母们越来越担心中国的高等教育。与此同时,西方的高校则面临着国内入学率下降,预算缩水的趋势。这两种趋势使得中国成为出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

根据官方新华社的报道,在2014年有接近170万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然而,尽管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创了纪录,但是国外高校的招生人员却面临着无法接触到中国学生的困境。除了川普政府的旅游禁令和国际学生看法的改变以外,中国还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过滤网关,即长城防火墙。其对网上信息的过滤通常是不可预测的,并且是严格的。根据“自由之家”2015年的调查,中国在互联网开放方面排名最后。

由于中国互联网的审查制度,很难知道哪些内容可以被想要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看到。西方的最常见网站,例如谷歌,脸书,推特和YouTube在中国都是被封杀的。

同时,在美领馆外,学生们站在队里想象着国外的生活。通常,如果他们试图浏览海外大学的招生网站,他们的浏览器会显示“无法打开网页。”

即便是长期对中国学生招生的海外高校也很难确定他们的招生页面是否能被访问。例如,在美国招收国际学生最多的前25所大学中,68%的学校的招生页面在中国是被封的。虽然有一些大学的招生页面通常无法显示进一步的内容,例如学生访谈或校园照片,但是,另一些学校的整个招生页面根本就无法访问。

去年有超过52万中国学生出国。目前,很多国外高校依靠代理来招生。这些代理在中国学生收到海外高校录取后就可拿到佣金。此外,这些学生的家长还要支付大笔费用,通常是上万美元的费用作为代理费。

这种对代理的过度依赖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代理为了挣钱,伪造学生成绩单,文章和推荐信。因为有代理夹在中间,海外高校很难评估学生是否合格。同时,由于信息的封锁,中国学生发现很难搞清楚国外高校如何录取,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代理就处于劣势。

此外,因为中国的互联网过滤机制经常更换,且随机,很难预料何时何种内容就会触发封杀机制。即便是海外高校网站的一个小改动,例如新加一个Instagram链接或新加含有一个敏感词的一段话,都可能使该页面在中国被封锁或使其访问速度极其缓慢。

(译文有删节)

原文Recruitment and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贾行家:我说我们东北

March 18, 2017

一席|贾行家:我说我们东北,失落的人、绝望的人太多了
原文来自微信公号:一席(ID:yixiclub)

贾行家,写作者。主要作品:《尘土》《他们》。

每到了转折的时代,总会有这样一群失落者。这个时候,人们追求的东西会像雨水一样蒸发到空气里,然后用一种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无法把握的概率落下来。

纸工厂

贾行家

各位好,在下贾行家。

刚才我和李腾博士开心地发现我们撞衫了。这在我们直男界是个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和自己撞衫。

一席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舞台,很多精彩的人像会发光一样的灵魂,在这里给我们带来一种生活,展示一条道路。很抱歉,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在上一个时代失去了道路的一批人。

我是东北人,我的生长地在哈尔滨。在我们那儿,从我小的时候开始“下岗”就是一个主题词。我从小听大人们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今天面对着这么多人,在公众场合下谈论这件事情,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尺度,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尺度。我打算就讲我身边的人。至于大的局势、大的形势,我不是很感兴趣,也不会去说它。

整个东北占到了国土面积的七分之一,但是这些年的经济数据、 人口数据是一直在缩小的。对于东北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其实一直都有特别好的运气。因为建国以后的政治、外交、军事这些原因,再加上那边发现了石油和煤炭,所以国家最重要的企业、大学都摆在我们那儿。从我们哈尔滨来说,当时叫“八大军工、三大动力”。那些有五千职工以上的企业最少有二三十家,像现在大家可能有点印象的只有哈啤和哈药了。

这些平白无故出现的东西改变了东北的一种景观。那个时候一大批工厂在辽阔空旷的黑土地上拔地而起,然后才有了城市,所以这些工厂是城市的主干。即使是在城外,那些林地和农地也是属于国家的企业所有。在里面上班的人叫国家林业工人,国家农业工人。谁要是把他们当成农民或者山民,他们会很愤怒。

工厂里面的生活特别整齐。比方说我父亲在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上班,他们那个工厂特别大,覆盖了整个行政区,号称有八千工程师。因为电力调度,他们每周星期三是公休日,所以星期二就是全厂人最快乐的一天。整个工厂里面的生物钟都是这样的。

这些工厂有自己的从幼儿园、托儿所一直到厂技校这样的教育系统,有自己的医院、公安局,有自己的报纸和电视台。电视台的新闻每天就是讲厂长干了什么,书记干了什么,代替了地方上新闻联播里那些领导的行踪。这在当时叫作企业办社会。意思就是说,除非企业里发生了命案,其余基本上都是由他们自治的。

所以工人们就觉得工厂像个山盟海誓的恋人,对他们许下了养生送死的承诺。工人们看到这个工厂非常非常庞大,它是由坚固的钢铁建造起来的,上面每一天都在运行着巨大的数据,他们会觉得非常踏实。没有人在那个时候会相信,这一切其实像是纸搭起来的一样,划一根火柴就可以把它们统统都烧掉。

在我小的时候,整个社会最体面的生活就是在这种大的国企里面上班。他们自我的心理状态是自豪的,甚至也可以说是非常自大的。这种自大来自于和当时的干部、医生、教师这些行业的一种比较,同时他们享受着大集体职工的那种嫉妒。那个社会刚刚出现的个体户、出租司机,在他们看来就有点像是七千万年前的恐龙看哺乳动物一样,觉得这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小流氓,都是“严打”的对象。

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和整个东北以体制和权力为中心的价值观有关系。但是也有特别具体的原因,就是他们享有着正常收入以上的高福利和高津贴。老人看病、孩子上学,这些都是免费的。在医院的药房里头可以领出高压锅,推出自行车。

我妻子是在厂区里长大的。她说他们小时候从来也不知道洗澡、理发、吃冰棍这些事情还要花钱。她说他们那个厂里有一种水龙头,每天到了下午的一个时候,里面就会哗啦啦流出来橘子汽水,全厂的人都可以拿着桶去接。我当时觉得这就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里的场景。但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真实的。

所有那些大企业都会盖家属楼。有一些企业就像是和谁示威一样,把这个楼一直盖到了二十层,那是当时城市里的最高建筑。工人们站在新分到的阳台上往下一看,发现省政府大楼就在自己的脚下。这是特别特别直观的一种主人翁的感觉。

主人翁感觉的另外一面,是有一些工人会像败家子一样疯狂地偷厂里的东西。比方说在油田,他们会整油罐车整油罐车地偷油;在汽车厂,你开一辆快报废的车进去能换一辆快下线的车出来。有经验的采购员都去工厂旁边那些不起眼的小商店买货,比工厂销售科便宜,都是工人偷出来的。这些人是聪明人。他们在什么时候都能混得很好。在那个时候之前,他们是一些“造反派”;在那之后,他们就是所说的改革的弄潮儿。

绝大部分的工人因为已经心满意足了,而且老实听话,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除非自己家里干活需要什么的时候他去工厂拿一些,这在当时还不算什么大问题。

所以在那个时代,人人都会努力地把自己的亲属都办到工厂里来,然后大家像鸡犬一样升天。当时找对象有比现在还要明确的一个等级标准。连相声里都说,“全民”的一定要找“全民”的;亚麻厂的女工,最好嫁给马路对面量具厂的男工,因为量具厂刚刚分了宿舍楼,那个时候女工不分房。

我们那个时候最让人羡慕的一个场景,是一大家人全都在一个大国企里上班,出来进去人人都白白胖胖高高兴兴的。远远看到他们,是有一种特殊的得意和谦逊的表情。走到你面前又会和你很平易近人地打招呼。

我在当时是个小孩儿。说实话它是一个很微小的局部,真实的生活远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但是他们也一样,他们是安稳地生活在这一个微小的局部里。至于后面的事情,就像万青乐队唱的那首歌一样:“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我们人对自我的认知,基本上来自于一种比较。我们首先会根据所谓的社会阶层划分,根据你的收入水平明确自己的位置。这一点和猴子有一点像。猴子首要的生存是要知道自己在猴群里的位置,不知道这个位置它的行为会很怪,会很焦虑。而人知道了自己这个位置以后,会去寻找不如自己的人,或者是在心里轻视他,或者是在行为上欺负他。反正他是领取自己的这么一点快乐。

我说他们是失路者,是因为他们曾经拥有过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想讲这样一个过程:从他们拥有过什么,到他们失去以后是一种什么样。在接下来的这个时代里,他们就是整个这个时代里最扭曲最痛苦的人。他们的痛苦,来自于和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中的自己,和同时代的他人,和这个抛下他们的时代进行了比较。


哈尔滨和平二道街。

一直到现在,很多工人谈起当年的国企改革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他们反复问我、 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到了一九九几年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们在当时是这样想的,认为这都是暂时的一种困难,很快就可以继续下去。

支持他们的其实没有什么理性的理由。一个就是工厂当时向他们许下了这个承诺——有点像现在的小女孩相信老男人在意乱情迷时向她们许的承诺。另外一种,就是他们彼此之间不断坚信的一个逻辑:第一,我必须活下去;第二,没有工厂我活不下去;第三,工厂应该让我活下去。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三段论。

一件不幸只有在你真正理解它的时候它才能够过去。所以经过了这么多年,二十年过去了,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像当初一样在这个矛盾里面打转。

在下岗潮到来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听起来好像还是挺多种多样的。比方说可以先选择“买断”。买断的意思就是给你一笔钱,然后你和工厂就彻底地摆脱了关系了。这个算法挺复杂的,原则上就是你的工龄越长给你的钱越多,快退休的老工人大概能拿到两万块。

我的姨姥姥是电池厂的车间主任,所以她能拿到四万块,这在当时是一笔挺大的钱。可是很不幸,她拿到钱之后,我的姨姥爷就得了心脏病,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心脏搭桥和下岗在当时是同样流行的两件事情。正好把这四万块都花光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公费医疗都已经中断了,同时很多很多东西都中断了。

刚才说的那个二十层楼高的家属宿舍楼的电梯也停了。那个时候,那些工人每一天到了上下班的时候很恐惧又很尴尬。按照北方话讲,他们每天要拽着猫尾巴上楼。所以你再上这个楼的时候,低头看机关大院就好像在咧着嘴嘲笑你一样。

总之,我姨姥姥和工厂的一辈子的关系,换了两个撑开心血管的支架。我记得她家最风光的时候,是当年娶儿媳妇,从厂食堂里摆了五六十桌酒席,一直摆到大街上。我那时候是个小孩,正看小人书里的《封神榜》。当时我就想,这就叫酒池肉林。

年轻的工人因为拿不到那么多钱,所以大多数都选择继续留在工厂。他们只能领到原来一半的工资,而且所有的津贴和福利都没有了。每天要打六遍卡,有的工厂要打八遍,上厕所也要报告。他们发现原来称兄道弟的这些很熟悉的同事,因为掌握了考勤的权力,可能背后还有把他们赶回家的这么一种任务,都变得面目可憎,非常凶狠。

他们还发现,在这种血肉模糊的改制里,一些厂领导很神奇地发家了。工厂三改两改变成了私产;那些更大的国企,通过复杂的一些财务政策、一些技术,被安上四个轱辘推到境外,随着交易所的一声锣响就不再是全民所有,更加不是他们所有了。


电影《钢的琴》剧照。

几年前有过这么一场讨论,说的是这一代企业家和国企改制上市有关的企业家身上的“原罪”问题。他们如果足够走运或者选对边的话,现在还是上流人物。但是这一场讨论我听不懂,因为原罪这个词用错了。原罪是指你生来就有的罪行,而这些人应该不是这样。

但是工人们的愤怒往往是漫无目的的。我认识一个人,他就说那个时候最不愿意上别人家里去,要是看到谁还有工作,他就会特别恨谁。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他的父亲以前每次下班都要自己喝一点酒,自斟自饮。喝完了之后就笑嘻嘻地看着屋里,因为屋里摆满了当时最时髦的家具和电器。下岗以后他喝得更多了。他喝那种散装白酒,也买不起下酒菜了,一直喝到两只血红的眼睛“在一个很黄的小灯泡底下眨巴”。然后就动手打儿子和妻子。很多人就是这样,他们只敢把自己的这种委屈、不愤,倾泄到比他们更弱小的人身上。

并没有一个关于离婚率和失业率之间关系的统计。但是我的印象里,那些年只要是生活在厂区里的人,几乎家家都在闹离婚。当时的一些事件、一些案件,也都和社会上的这种失业带来的动荡有关系。东北的很多案件在那个时候是震惊全国的。

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他们会把遭受到的不幸理解为一种豁免权。当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时候,就会漫无目的地把这些东西施加给一些无辜者。然后自己还理直气壮,觉得这是公正的。直到现在恐怕还有一些人群是这样的。

那些年,大多数的工人都深陷于一种没有结果的抗争里面。他们中间有一些很聪明的,摆脱这个大队伍,去跟踪厂长和书记。他不知道从哪儿弄的一个很破的摄像机天天扛着,东拍西拍去寻找能够勒索的一些证据。有一些人靠更加下作的手段,不仅找回了工作,而且成为了干部。

但是多数的工人,在这种漫长的等待和申诉的交替里,最后选择了放弃,因为他还要谋生。这样一个集体的愤懑,开始逐渐分化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他们当时都是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有很多的负担,一睁开眼就要面对这些,是不能够一走了之的。

但是东北直到现在也没有发展出足够的替代产业和工业来吸纳这一部分就业,所以摆在他们面前的生路就很少。他们只能依据自己能够承受的劳动能力去选择,只有打零工、计时工、蹬三轮、发传单。或者去摆一个很小的地摊,开一个很小的饭店。可能真是当年那个“没有工厂我活不下去”的逻辑影响了他们的行为,即使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但是我真是很少能见到这个人群里有创业的成功者。


哈尔滨街道。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他们觉得非常难以忍受的困境,其实对于那些一直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人来说是很习惯的。他们甚至在这种生活里发展出了市井智慧,可以很平静地过这种日子。但是这些人刚刚滑入这个阶层,他们每一天都会过得极其痛苦。有一些人承受不了干脆就退回到农村去了。

我的姑姥姥,老两口和三个儿子都在亚麻厂上班。亚麻厂过去是中国麻纺行业的一个龙头企业。1987年那里发生了一次大爆炸,是最凶险的那种粉尘爆炸,死伤几百人。最出名的一件事,是亚麻厂把那些严重烧伤的女工都安置到了两栋家属楼里。

因为这些年轻女孩受伤之后的那种面目,每天到了夜里,那些楼里都会发出非常凄厉的哭声。这两栋楼一直被称作鬼楼,这些姑娘到现在如果年轻的话都不到50岁。她们还在。楼也还在。

我的三舅当时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他那天晚上值班,亲眼目睹了这个地狱一样的场景,就在这个场景里面被吓得精神失常了。他在工厂里办了病休,到了分流的时候最先回到了家里。治精神病是很贵的,所以他把家里所有的钱都耗尽了,自己也没法再去找长期的工作。

到了发病的时候,他会用十年积攒的力量,把家里仅存的一点东西一件一件很认真地都摔碎了。等他清醒过来,他就把头紧紧地贴在膝盖上,坐在椅子上,试图从地里陷进去。

我的二舅很幸运,他有一个很好的嗜好,爱喝酒。他高高兴兴地从厂里领到了这笔遣散费,高高兴兴地回家把老婆打了出去,然后高高兴兴地把他那间宿舍卖掉,全都换了酒喝。他那段时间天天醉倒街头。现在这个时候,我们那头是昼夜零下二十多度,但就是这样也冻不死他。

后来他已经没钱再在城里生活,就到了吉林的农村去,在那儿还找到了一个女人。每隔一两年他会进城一次,到我们这些亲戚家里挨家挨户地要钱。

所以今天好多人问我,说你们东北人为什么那么爱喝酒,喝醉了不行还要劝别人也喝。我的回答总是很夸张。我说我们东北,失落的人、绝望的人太多了。

我的大舅一直留在那个工厂里。他每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能领到工资,因为只有半年的时候才有订单。他们一家三口就靠着我姑姥姥老两口的退休金来生活。

又过了些年,地方上找到了一种土地财政的方式。我们的感受,就是国家领着我们一起炒房子。我们那儿的房子后来也贵起来了,所以这些家庭开始收获到一种应该也是唯一一次的机会,就是老人身后的房产。这种兄弟姐妹之间的斗争,在老人在世的时候就进行着。在这种激烈的斗争里面,最后一点的亲情、最后一点的脸皮都这么丧失掉了。


2008年,亚麻厂开始拆迁。

在当时那个时候,应该讲社会也尽到了一些努力。比方说“下岗”这个词,发明得就是很巧的,它代替了难听的失业,还给你一种好像还能再上岗的希望似的。当时各地还都有“4050计划”,就是说安置40岁50岁没有劳动技能的人的一个就业计划。其实他们有技能,只不过是那些工厂消失了。但是在我们那儿,只能是类似于交通协管、辅警这样的职务。

为了鼓励他们,那个时候有一首歌叫《从头再来》。我是一个理解能力很差的人,我在那个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这首歌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来找我,这是你自己的事。只不过说得很文艺而已,用一个非常动听的歌喉唱出来。

那一年的春晚,有一个人,他在小品里头也说了那么一句话: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我印象里,那个灯火通明的演播室就开始响起经久不息的残忍的掌声。这个演员也是哈尔滨人。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不理解,工人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大过年的不允许他们安安静静地过一个好年。

总之,这些努力因为受制于东北这种众所周知的局面,并没有发生什么效果。好像唯一的作用就是一直在提醒这些人,你多么地无能,你多么地无助,你多么地没有资格。

那些工厂在其后的关停并转,改制上市之后,陆续重新恢复了运转,雇用了新的工人。城市随着造城运动也开始有了新的景观。下面这张图是我从网上找到的,比我自己拍的那两个要顺眼一些。

这个地方是哈尔滨的车辆厂。哈尔滨车辆厂过去是专门生产铁路交通设备的,后来只有几个车间被中车集团的孙公司收购了,大部分企业被拆除,被一些上海来的开发商开发成了现在这种高档楼盘,留了这么一个街心公园。公园里有一个老火车头,一个车间,还有一个水塔。挺不错的,像一个蒸汽朋克风格似的。毕竟是上海人盖的嘛。

在这个工厂拆迁过程中,老职工就会出来摆地摊,卖他们的家当。他们卖什么呢,一小盆仙人掌,旧磁带,二十年前的旧杂志,一个暖瓶塞,两条旧棉裤和一摞前进帽。不大可能有人买,也卖不出几个钱,只不过是把他们那个一无所有的破家,从里到外翻出来给别人任意翻看。

我的一个朋友,大城市来的,他看了之后特别难过和惊讶,说怎么到了这个年代还有人这样生活,这是他见过最凄惨的一个二手市场。弄得我还得反过来安慰他。

我注意到,这些地摊上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筐一筐的螺丝螺母,扳手和工具,卖废铁能卖不少钱。一看就是他们当年从工厂里拿出来的。

关于这些老工人有一种争论。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当初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了这个大工厂,甚至是献完了青春献子孙;而工厂和工厂所代表的坚硬的世界背叛了当初对他们的诺言,所以他们是一些不幸的被欺凌的人,被抛弃的人。

另外一种说法是,其实在那个时代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能够得到的那种幸运和安定,在那个时代是少数人才有的;而且到了下岗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跟各位讲的,他们也不是最贫困的人。何况当年国企改革是不能够选择的,那种方式是难以为继的。

总之这种争论争来吵去,这个世界完成了一次颠覆。在这种争论声里,这一群人就散去了,老去了。

我的这些长辈,他们都有一种特长:如果私下去问他这些年代发生的事情,他会很怨毒,比我要愤怒得多地跟你说一些事情;可是如果有这样一台摄像机对着他,他就自动切换成了感恩模式,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也确实领到了低保和社保。那些和他们无关的事情他们不去关注就好了。

所以作为一个群体,下岗工人好像真的没有了。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东北那些下岗职工哪去了,我也可以说我真的不知道。那么我,今天这个无关者站在这儿,浪费了大家半个小时的时间究竟想讲一些什么呢?

每到了转折的时代,总会有这样一群失落者。这个时候,人们追求的东西会像雨水一样蒸发到空气里,然后用一种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无法把握的概率落下来。时代和人群永远朝向新的宾客,发出新的颂扬。新的失落者在输光了一切以后就要走向被人遗忘的路程。

这些人,在当年我的印象里,他们相信自己完全配得上也守得住这一切。就像今天在大城市里的精英阶层一样,他们相信自己有资本,有智慧,有能量,相信自己完全能够Hold住这种生活,永远不会是输家。他们也相信这个世界已经合理了,已经足够合理,任何失败者不是愚蠢的就是懒惰的。其实这也和三十年前这些下岗的工人想的差不多。

今天,或者通过一种系统的推论,或者是通过直觉,我们都越来越强地感觉到,我们又来到了这样一个转折面前。在这种转折里,有的人注定会被送到风口,送到浪尖;有的人会被送去水底,甚至在石头上撞得粉碎。这一次失落的不知道是谁,是不是我,有没有各位?

我一直很偏执地记录这些人,甚至到了他们自己都忘记自己的时候。我今天又站在这儿很扫兴地和大家讲起这些,是因为我不知道很多年以后,谁来讲我,谁来讲各位?

对不起。

中国数字时代2017年3月17日 下午 7:57
编辑: Sandra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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